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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行道》:第六大道上街贩与无家者的日常生活


2020-06-10


书名:《人行道》作者:米契尔.杜尼尔(MitchellDuneier)译者:黄克先、刘思洁出版社:游击文化出版时间:2018年9 月5日

《人行道》:第六大道上街贩与无家者的日常生活

许多政治人物错误地认为,只要他们通过更多法律,让这些在人行道上工作且形象不佳的人难以度日,他们就会离开。但我认为会看到的是,在城市里这类谋生的情形根本是很难消除的。各个市议会倾向竭力去除这个栖身地的各种要素——大幅削减乞讨的权利、设置看板叫市民不要拿食物或金钱给无家者、立法禁止拾荒者从垃圾堆挑选东西,或是大幅削减街贩在人行道上的空间——就是希望找出最脆弱的环节,他们相信只要能将之击破,就可摧毁这个群体的生活。

当然,在人行道上工作和/或居住的人,不会这幺容易被处理掉,即便那是不少人的心愿。决心「用正当手段讨生活」的人,就会继续不断地运用创意、能力及文化知识来生存,就像第六大道上那些男男女女。在共生系统规模极小且自给自足之处(如宾州火车站),主事者可找到最脆弱的环节——睡觉的空间——来摧毁这个群体的生活,而这些「解决方法」只会导致那些人另寻栖身地(如第六大道),以及其他的生存途径(如贩售书面物品)。这整个相互交织的网络是可以重新配置的。

那幺,该怎幺做呢?我们需要一种新型的社会控制策略,其核心可以是毫不留情地要求个人为自己行为负责,但也可以是全体市民有崭新型态的开明理解,因而以更大的容忍和尊重对待在人行道讨生活的人。

市民的第一步可以是尽量了解这些似乎令人观感不佳的人有何动机、他们为什幺做出令人觉得很唐突的事。这些行为往往与较富有的阶级所做的事差异不大,例如中上阶级的人会在高尔夫球场或高速公路路肩小便。有时他们做的事之所以比较惹人注意,是因为在街上讨生活者欠缺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的人视为理所当然的时间和空间。许多在人行道讨生活的人,不太与住独栋房子和公寓的邻居发展出牢固的融洽关係,他们得到的支持行为比较少。他们既生活在众目睽睽下,就会因为所做之事大多让人一览无遗,而使自己容易被视为行为偏差。无论是销赃、吸毒或大声争吵,几乎每样行为都令他们看起来比当地店家老闆或路过的有住屋者不正派。他们有时会这样做,是因为已经被汙名化的他们欠缺使用基本资源的途径,无论是浴厕,或是与住在他们也称为「家」的邻里的中上阶级白人社交。

我们承认「破窗」理论有其可行性,且已被用来降低犯罪率,但我们不应该从上述的成功经验里得出错误的教训,尤其是不应该从这个假设出发:在街上观察到的偏差行为是失序气氛所导致的、而失序气氛会促进犯罪。这个看法有时正确,但是若将街贩与较正规的城市居民做比较,将会发现我们想像的街头不体面行为并不是独有的,而由失序气氛所引发的情形也不会多于较正规生活者的不正派行为。

学习「面对这种事」时,必须认知一件事:导致人行道出现创业活动的那些力量,帮助我们解释美国对许多穷人来说已经变成什幺样的地方。在第六大道上讨生活的人就像许多先人一样,生活在各种政治、经济、历史条件的交会点,包括居住隔离、空间上的贫穷集中、去工业化,以及种族隔离法。在这些特定人行道上,我们特别可见政治上试图改革毒品政策的失败,最明显可见的就是持有两种形态的同一个毒品——快克和粉末古柯硷——却被判处不同刑罚。前面看到,包括毒品对生活的影响、快克使用者一再面对刑事司法体系、上瘾者和酗酒者失去原本赖以维生的计日零工和低薪工作——所有这一切都可能影响这些人的生活。用侵略性、不宽容的反应对待在人行道上生活的人,对改善这些大环境的条件并无助益,这些条件只会导致人们在第六大道这样的地方工作餬口。

《人行道》:第六大道上街贩与无家者的日常生活

最后,这些人当中有些确实会使一般城市居民觉得不愉快。我们同时需要了解,为什幺双方的互动会令人不安——主因并不全是有真实的威胁存在,或是有人说出冒犯的话,而是因为交谈的实践伦理在追寻权力和尊严之际被破坏了。少数几个做出「蓄意破坏式互动」的人,令街道上的其他人蒙上恶名。由于在当中产生影响的种族和阶级差异,这些交谈会表现出紧张的特质,但甚少造成伤害。以不宽容的反应对待破坏实践伦理的行为,或可改变某些表现。没有人必须面对这种事。对于了解互动规则的人而言,技术性地展现无礼通常是一条出路。

在这些人行道上,街贩、拾荒者、行乞者自行发展出经济的角色、複杂的工作,还有人自任人生导师鼓励他们努力「改善」生活。这样的人行道社会结构大多不见于这个社会。对本书的许多读者乃至于我个人而言,人行道的这些补救面向是意外惊喜。乍看之下,我们得到的印象是,街头那些可见的实作製造了犯罪气氛。因此,现今有许多公共政策一开始便认定,不需要系统性的研究就可能知道,哪些类型的人令生活更安全、哪些类型的人只要存在就会造成重大犯罪。然而,我们无法正确地断定某些类型的人构成「破窗」,尤其是对这些人的生活方式一无所知。我们也不能认定公众人物的角色就得由像荣勃家这种一般人士来担任,即使他们对每年秋季到访的社区很有价值。

无可否认,这些街区是有一些「破窗」,但那些窗户主要是在单纯路过的人眼中看来像有破损。由于美国人在人生过程中会粗鲁地运用种族和阶级的分类,许多市民就把所有看似破损的窗户等同于真正的破窗——然后认定看起来有所破损的个人一定万劫不复,而事实上他正在倾尽全力修补自己。唯有了解人行道上丰富的社会组织及其複杂性,市民和政治人物才可能正视一件事:当我们认定几个破窗的存在便足以支持拆毁整个非正式结构的举动时,会失去多少东西。

为了补足「破窗」理论(并且未必与之牴触),我想提出一种「补窗」理论,是明显从反向遵循「破窗」逻辑的。当政府正式放弃帮助更生人找到家园和工作的责任时,这些人若要转型成对社会有贡献的人,就只好自行设法。有些行为看在漫不经心的观察者眼中似乎是失序,实际上却会带来社区的控制,而非导致社区的崩解。

因此,我们可以观察到下述过程。有一个人出狱,到第六大道上乞讨。他观看另一个人的街卖摊位,过了一阵子便学会拾荒和找到市民会买的杂誌。他透过与顾客之间的正面关係,再加上自己当老闆所得到的自我指导,又因为知道自己「用正当手段」赚钱,他开始感受到自尊。过了一段时间,就像马文、隆恩及葛弟那样,他也从街上搬到公寓住。

此刻,他与社会的正面连结未必会延续下去,尤其是如果正式社会控制的力量持续要消灭他的生计机会。但是,如果他得到些许鼓励,就会大大不同了。如果居民将他的行为视为正面贡献,并用他不习惯得到的尊重来对待他;在此同时,其他的更生人或是认为唯有抢劫不然无法养活自己的人,将看到正面行为的模範并开始仿傚。「补窗」和「破窗」可以彼此搭配,一个城市若想认真整顿失序状态,就必须不只是从表面决定何谓失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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